祖国医学文献中记载有许多医学心理学来治病的主要有以下四种治闻方法：

     （一）   说理，支持，劝说，开导。这种心理治疗，就是使病人了解病情，主动配合治疗消除疾病的疑虑，提高疗效，如在《灵枢·师传》篇中说：“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可见，中医在两千多年前就十分重视心理治疗，可谓心理治疗之先河，这些告之，语之，导之，开之的疗法，与现代常用的说理，疏导等心理治疗是相吻合的，皆为“以言治病”。又如西汉著名的辞赋家枚乘的《七发》则是世界医史上给病人心理治疗成功的案例。“七发者，说七事启发太子也”。文章假说楚太子患病：“惕惕怵怵，卧不得瞑。虚中重听，恶闻人声，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聪明眩曜悦怒不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吴客医生去探问，先陈说音乐、饮食、车马、游览之乐，都未能使太子动心。一步步启发太子。最后要进方述之士与太子“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之听后，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文章旨在说明享乐腐朽的生活是致病之因，而“要言妙道”是治病的最好药石。

     （二）   情志相胜。情志相胜法亦称为五志相胜法。特别是由于情志致病者，收效更为明显。此法始见于《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怒伤肝，悲胜怒…… 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在古代医案中可查到不少用情志相胜法的心理治疗案例。金元时期医学家朱震亨说：“五志之火，因七情而起，郁而成痰，故为癫痫狂妄之证，宜以人事制之，非药石所能疗也，须诊察其由以平之。喜伤于心者为癫，以忧胜之，以怒解之，惊伤于胆者，为癫，以忧胜之，以恐解之”。用现代医学来解释是用一方面的精神抑制或兴奋来调节另一方面的精神兴奋或抑制，也类似现代的行为疗法的一种。医家张子和的《儒门事亲·内伤形》可看到思胜恐的案例。卫德新之妻，旅中宿楼上，夜值盗劫人烧舍，惊堕床下，自后每闻有响，则惊倒不知人，家人辇，蹑足而行，莫敢冒触有声，岁余不痊。诸医作心病治之，人参、珍珠及定志丸，皆无效。戴人见而断之曰：惊者为阳，从外入也，恐者为阴，从内出。惊者，悉不自知故也，恐者，自知也。足少阳胆经属肝木，胆者敢也，惊怕则胆伤矣。乃命二侍女执其两手按高椅之上，当面前，下置一小几。戴人曰：娘子当视此。一木猛击之，其妇大惊。戴人曰：“我以木击几，何以惊乎？伺少定击之，惊也缓。又斯须，连击三、五次。又以杖击门，又暗遗人击背后之窗，徐徐惊定而笑曰：是何治法？《内经》曰：“惊者平之，平者常也，常见之必无惊”此案例用思胜恐的相胜治疗法，不药而愈。

     （三）   移精变气。现代医学的暗示疗法可能渊源于《素问·移精变气论》篇中的“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之说。历代医家对“祝由”的解释虽不尽一致，但大都认为这是运用某种方法转移病人的注意力，改变其气血紊乱的病理状态，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但古人认为“移情变气”，适用于某些病情轻浅之病，而用于邪盛的病例则不能取效。这个疗法是正确的。在现代所用的暗示疗法，也是用于神经症患者为多，特别是对于那些体拆多于主诉，而又经各方面的检查仍不能发现相应器质性变化的病人，使用暗示疗法确实收到桴鼓之效。常言道：“心病还须心来医”，是有道理的。金元时期医家李东垣是最善于用“心病用心来医”的。他说：长期的精神刺激，是内伤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情怀抑郁的病人固然需要医药，但不能徒待药物，草木药石，有情亦无精，而“善治斯疾者，使心无疑滞”。这也是强调心理治疗的重要性。
     （四）   标本相得。《素问·汤液醪醴论》篇曰：“精神不进，意志不治，故病不可愈”。历代医家对于此论述的解释亦不尽一致，但都说人的精神活直接影响着疾病的病程和预后。“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就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而言。病人是本，医生是标，治疗时，双方必须互相配合，搞好医患关系，这叫标本相得。倘若病人不信任医生或不听医生的话，医生又缺乏耐心细致诊治疾病的态度，这叫标本不得，标本不得就制服不了病邪。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搞好医患关系，才能充分发挥医务人员和病员的两个积极性。

     古代医学家们在临证中不仅重视心理治疗，而且对于医生本身要求也是高的，《内经》中亦有论述：“要以口舌巧利，善灵机应变，须待业活泼”才能胜任之。张子和则断言“胸中无才气者，断不可掌握心理疗法”。可见心理治疗对医生的要求是很高的，是有一定标准的。